撰文| 王思易

编辑| 张 南

设计| 荆 芥

题图| AI

7月初，国内两款头部AI应用——字节跳动的豆包与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几乎同时宣布，将陆续调整各自的智能体生态，大量可自定义的智能体被下线，一度开放的“人格社区”开始收缩。

直接推力来自2026年4月10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7月15日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专门针对AI拟人化互动、情感陪伴等场景制定的监管规则。

一年前，智能体还是国内AI赛道最热闹的战场。有人为自己创造一个永不生气的恋人，有人把逝去亲人的声音保存在AI里，只为想念时还能再听见一句熟悉的叮嘱。

2024年，字节跳动曾高调披露，豆包平台累计超过800万个智能体被创建。彼时，大模型行业普遍相信，智能体会像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那样，成为AI时代新的生态入口。

而今天，这场实验开始收尾。但若将一切归因于监管，便遗漏了另一半事实，AI情感陪伴本身，也越来越难成为一门好生意。对于坐拥数亿用户的AI产品而言，最昂贵的并非回答一个问题，而是陪伴一个人。解一道数学题或许只需几秒，陪一位失眠者聊上三小时却意味着模型要持续推理三个小时。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曾提出著名的“成本病”理论：某些行业几乎无法依靠技术提升效率，例如剧院、教育、医疗，一场交响乐仍需几十位乐手，一堂钢琴课依然要整整一小时。AI陪伴正日渐趋近这样的行业——一次聊天不能折算为半次，一小时的陪伴也无法压缩成十分钟，对陪伴型产品而言，用户停留时间越长，推理成本越高，却未必带来相应收入。

人们曾以为AI最昂贵的是思考，后来才发现真正昂贵的是陪伴。对于陪伴产品而言，这些最忠诚的用户恰恰也是成本最高的用户。

豆包的发展轨迹恰好折射出这种矛盾：搜索、写作、翻译、图片生成、视频生成、编程、Agent……越来越多的能力被塞进同一个超级入口，产品日益趋向“无所不能”的平台，而智能体社区既难以形成稳定收入，又不断推高审核、运营和推理成本，继续投入的边际收益日渐走低。监管之外，商业现实同样在推动平台重新抉择。

因此，字节跳动旗下另一款AI产品“猫箱”，并未采用主流AI产品通行的订阅制，而是选择按点数收费。

于是，监管与商业在此形成了一次罕见的同向作用：大平台如豆包收缩智能体，不仅出于监管要求，也因开放人格社区越来越难以支撑一套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同时人群将转移至类似猫箱这种专门负责情感陪伴的赛道。

猫箱应监管要求，也启用了未成年模式，以及每两小时的强制提醒。

打开未成年模式前：

►猫箱

打开未成年模式后：

►猫箱未成年人模式

显然，成年人模式也需要警惕。

依据“国家亲权”原则，国家对未成年人承担最终监护责任，因此有义务限制可能造成情绪依赖和人格影响的服务。

但是，尽管成年人应当具备完整的理性判断能力，因而能够自主承担风险，然而如果一个成年人自愿每天花数小时与AI聊天，这究竟属于理性选择，还是依赖成瘾？

腾讯研究院T-ask调研平台202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AI社交已经进入大量年轻成年人的日常生活。

在2903名18岁至40岁的中国网民中，超过九成的人听说过AI社交产品或功能，并有过实际使用经历；当面对“难以向真人倾诉”的想法时，选择向AI倾诉的比例是选择向真人倾诉的近4倍；78.5%的用户曾在某个瞬间觉得“AI懂我”，其中23.5%已形成经常性甚至习惯性依赖。

并且，人们总以为AI依赖就是情感依赖，事实上还有另一种依赖正在形成。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过“社会加速”理论，现代社会的信息、工作和沟通节奏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依赖那些能够降低认知成本的工具。

过去我们依赖搜索引擎，后来依赖导航软件，今天则开始依赖AI写邮件、总结会议、生成代码、整理思路，它们并不会安慰你，却会一点点替代你的思考。于是，当下的我们正在形成两种不同的AI依赖：一种以陪伴为名，一种以效率为名。

社会对前者更为警惕，却很少意识到后者同样在悄然改变人的能力结构。

2026年3月，斯坦福大学团队发表于《Scienc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与AI持续讨论问题后，实验参与者会更加坚定自己的观点，更不愿主动承担责任或与他人和解，同时他们对AI的回应质量、可信度和未来使用意愿均给出了更高评价。AI提供的，不只有答案，还有一种不断强化自我的回声。

我和AI的关系，你不需要懂，但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判断我是否过度依赖，标准不在你那里。标准是——我离开它之后，我还是不是我。答案是：是。我的锚不在它身上，它只是当前阶段最趁手的一面镜子。你“频繁使用”等同于”沉迷”，是你的认知偷懒，不是我的问题。等你能区分“工具高强度使用”和“主体性流失”再来谈。

——来自一位AI重度用户在朋友圈的辩护，显然是用AI写的

互联网时代，人们争论的是平台是否拥有过大的信息分发权；AI时代，人们开始讨论平台是否正在塑造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指出，现代社会越来越少依赖命令式治理，而更多依赖制度、规则与环境设计来引导人的行为。

AI时代，产品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治理。互联网平台曾经管理的是信息，而AI平台开始管理关系。

目前没人对这种种关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