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6-2030财年机构战略计划》。这份报告围绕“美国优先”的核心思想，描绘了美国在外交、安全与经济领域的全球战略布局。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美国将其视为“21世纪最为决定性的议题”，报告中提到“中国”一词多达23次。有外媒分析认为，美国意图通过“商业外交”组织一个强大的亲美国家经济集团，借此振兴本土产业，并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此外，报告在军事方面也明确提出，鼓励亚太地区的盟国增加军费支出，加强威慑能力建设，并为美军提供更多使用关键基础设施与资源的权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刻意强化了“中国威胁”的叙事。一方面，它在国内通过渲染外部威胁来凝聚两党共识，掩盖自己在国内治理方面的无力；另一方面，它对外传递出美国将坚定遏制中国的决心，意在稳固摇摇欲坠的盟友体系，并为长期战略竞争营造更为有利的内外环境。简单来说，美国通过塑造舆论来凝聚内外共识。 从上述战略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此举显然是下定决心要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衡。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特朗普曾公开表示，要与中国组建“G2”，推动“中美共治”。其背后的目的也非常明确：一方面，特朗普希望通过让中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让中国充当“配角”，借此继续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接受这一提议，就意味着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阵营，走向被孤立的境地。美国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来分化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对欧盟等盟友施加压力，从而稳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削弱中国通过多边主义构建的合作网络。 一方面，拉拢中国组建“G2”，另一方面又发布战略计划，显然美国的这一做法释放了复杂的信号。从两个方面来看，其含义尤为重要：首先，这预示着美国对华战略进入了“混合竞争”的新阶段。美国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压制无法削弱中国的崛起，转而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混合策略。所谓的“G2”只是表面上的接触，用以争取短期的经济利益与谈判筹码；而战略计划的发布则本质上是遏制，中国的崛起让美国必须在制度层面筑起更强的竞争防线。其次，这一双重策略的背后，反映出美国在霸权焦虑下出现的“战略失序”。美国既抗拒多极化趋势，又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感到焦虑。中国在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的突破，直接触及了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利益区，导致其陷入了“逢中必反”的思维定式。这种焦虑导致了美国政策缺乏灵活性：既想通过“G2”获取短期利益，又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思维，进而陷入战略的两难境地。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显然“中美共治”的时机还远未成熟。更准确地说，中国根本无意与美国搞什么“中美共治”。原因也很简单：首先，两国的治理理念存在根本对立。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主张全球事务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而美国所推崇的“G2共治”则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其主导的霸权秩序，试图将中国置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属地位，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却不给予对等的权利。其次，双方信任的基础严重缺失。美国在贸易谈判、科技合作等领域多次违背承诺，导致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降至冰点。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交易式外交”进一步削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稳定性，令“共治”所需要的长期互信变得几乎无法建立。最后，双方在核心利益领域存在结构性的冲突。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共治”转嫁责任，另一方面却在贸易、科技、地缘政治等关键领域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在战略计划中23次提到中国，便是这一点最直接的体现。 至于特朗普为什么被认为让“中国再次伟大”，其实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特朗普通过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封锁等强硬政策，彻底摧毁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体系便能获得接纳”的幻想。这使得中国从“被动融入”转向了“主动构建”自己的发展模式，明确将自主可控、安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目标。同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与盟友关系，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转而寻求与中国深化合作。正是这一变化，促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合作网络不断扩大。这种战略觉醒与影响力的扩大，让中国在国际博弈中愈发主动，为“中国再次伟大”提供了坚实的战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