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过会到江南，而且一待就是好几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身不由己。
　　80后一代人，因为联结着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被打上了特殊的标签。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会选择80后。因为我发现，人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选择。
　　我出生在农村，那时候的天很蓝很蓝。梦想只是散落在田埂和草丛中支离破碎的瓦砾，没有人拾起，更没有人想要去拾起。日子总是过得平淡如水，没有半点波澜。
　　那时候学校在离村子很远的一个小镇上，每天要走很长很长的土路才能到达。要是碰上下雨天，路上就全是泥巴，只能把裤管卷到膝盖上方，淋着雨、踩在泥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去。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回忆起来，却总是非常甜蜜，连艰苦的影子都找不见。每天和同村伙伴一起出发，一路上追逐着打闹，时光就这么飞逝而过。不知不觉间，周围上学的同学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周而复始地走在泥土路上，一直走了六年。在六年的时光里，我时刻想念那些一起上学而中途离开的同学和玩伴，很悲伤。
　　90年代初，我升入中学。学校在离小镇更远的县城里，有将近五公里的路程，需要骑车才能到达。那时候，自行车还不是很普及，所以像我这样的同龄人，一般是不会骑自行车的。
　　从村庄到县城，一切都变得异常新鲜，不管是周围同学的穿着还是言谈举止，都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试图融入他们的圈子，但是我发现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后来，我在语文课本里读到。这叫生活背景决定论。
　　当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被问到“你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整个脑子是混沌没有知觉的。而教室里很多同学的声音在耳边此起彼伏——“我想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我想成为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在理想面前束手无策，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它为什么而来，将去何方。
　　上高中后，我又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新的问题——贫穷。这种因为家庭和社会背景所产生的悬殊，成为比初中三年更突出的社会缩影，硬生生地摆放在我面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父亲一直以来严格要求的原因。穷则思变。
　　高二时，我想要出门远行。这是在那年春天某节地理课上，我望着窗外淡蓝色的天空突如其来的触动。当时所有的中心，都聚焦在升学的问题上。学校和社会都不允许学生有半点非分之想。理想，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惊人一致和坦荡——考上重点大学。
　　或许很多人默认了这种人生模式下的特有规律，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隔壁班的女同学从宿舍顶楼跳楼，死因很简单，男朋友重新找了一个家境显贵的女孩。而当时，我正在为交纳学费的事情犯愁。刚入学时，是父亲东挪西凑，勉强凑齐了学费，才顺利入学。但是第二年，父亲赋闲在家，断了经济来源，学费就没有着落。纵使我利用所有空闲时间去校外兼职，距离学费的天文数字，依然遥遥无期。而周围的女同学早已浓妆艳抹，穿金戴银，出入各种名流场所。
　　大四毕业那年，学校毅然扣留了我的毕业证书，因为学费没有缴清。正当我踌躇无措时，不知父亲从哪里凑足了那笔近乎天文数字的学费。当他把那一沓钞票递到我手里时，我突然有种被压得喘不过起来的感觉，不是钱重，而是父亲一瞬间苍老了十年的感觉，让我恍如隔世。他什么话也没说，就是默默地走了。很多年来，这种眼神交流成了我和他之间最直接的语言。
　　我以为找工作的硬件，无非两条，一是专业技术，二是兴趣特长。而我所依靠的，也仅只能是这两条。毕业前一个月，我被武汉一家网络公司录取，做文案策划。而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仅仅维持了不到10天，就转到了浙江绍兴一家民营企业。吸引我的唯一原因，是去做编辑。
　　进入职场后，我所面临的窘迫更胜过从前。这种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的，成为我与周围同事之间非常清晰地界限。如果说我以前嫌弃过家庭出身，那么现在，我反倒庆幸我的农村出身，因为我在伤痕累累中，我可以依然寻求着贴近土地，保持内心纯净的理想。
　　只是身处职场，我必须选择妥协，必须接受其中所有的挫折和规则。我用了半年的时间，去寻找其中的突破口，尽量让自己表现的谦卑，一次捍卫内心深处的执着理想。
　　我亲身实践了当年在高二上地理课时想要出门远行的念头。只是没有想到，踏上江南却要经历这么多的波折和痛苦。如果说踏上江南只是一个遥远的梦，那它也只是在夹缝里寻求生存的一个梦，终将满身伤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红尘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