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那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埠，每年的税收非常多，加上种种不法利得，是谋职者心目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并没有许多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继祖母非常失望。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19寸电视机画面，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宦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乡下小贩兜售的饼干，原是上海人拉出来的大便！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伫足引颈看不到精彩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结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颜料和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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