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早已预知了她最后的生活，总有虱子的困扰，犹如孤岛，死了也没人知道。
  1983年的一天，林式同受朋友之托前去给张爱玲送信。那是一栋单身公寓，类似廉价旅馆，在好莱坞东区。按了门铃，里面的人只开了细细一条门缝。她说，自己没有换好衣服，很抱歉。把信放在门口就请回吧。他照做了。他一点也不了解住在里面的女人，此前，也从来没听过她的名字。他放下信后便告辞了。
  张爱玲从门缝里伸出手来，取走信。马上就把门关上了。那年。她63岁。1972年，她独自一人从纽约搬到洛杉矶。自从丈夫赖雅在1967年去世后，她就孤身一人生活。她离群索居，不喜见人，电话响了也不接，除非是预先写信约好的来电。她也很少写信，只是偶尔和密切的朋友、上海的姑姑和弟弟通信。而就算是稀少的书信也几乎成为她的一种负担，“一封信要写好几天，屡次易稿，抄了又重抄”。她说，“大概是不会说话就不会写信”。在最后的二十年里，她开口说话真是奇少，除非不得不说，否则都是沉默。而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她总是请他们代为保密，生怕别人知道。她下决心，“过往的人一概不见”。
  一年之后，林式同意外地接到张爱玲的邀约，在一家汽车旅馆见面。只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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